中国高铁网络迅速成型，并逐渐向中国以南尤其是以西持续扩展，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。

　　中国并非内陆国家，而是一个以内陆为本面向海洋的国家。中国文明始终与海洋密切相关，但中国人始终不是海洋民族。未来，中国可能引领世界重新实现大陆与海洋的平衡。

　　五千年前，在中国这块大地上，文明呈现出遍地开花景象，在东部滨海存在诸多发达的文明，中国文明自始就有海洋基因。

　　然后发生了“大洪水”，滨海诸文明消失或衰退。海滨族群从各个方向迁入内地，聚合于晋南、豫西，在此深度交往，最终发展出成熟的国家治理机制，形成华夏文明与政治共同体。

　　大洪水其实不是、至少不完全是雨水增多、河水泛滥的结果，而更有可能是“海侵”的结果，海平面上升导致了海岸线内迁。良渚文化就毁灭于海侵。禹的功劳是治水，经典文献强调的正是他导水入海，这是海洋与中国人第一次发生密切关系。

　　夏、商两代的中国管理范围在内陆，但仍与海洋保持着联系：货币主要是贝壳。历史记载最早具有海洋意识的华夏族群是周代的齐人、燕人。周武王封吕尚于齐营丘，齐太公治国，“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”。鱼盐之利来自大海。由此，齐国经济发达，最早强盛起来。

　　礼崩乐坏，孔子删述六经，创立学术，兴办教育，养成新式士人，积极寻求秩序重建。滨海之齐、燕两地的学术、文化十分发达，且此处士人气质明显不同于邹鲁、三晋之士，更有想象力，从而形成三个不同学术传统：邹鲁之士拘于礼，严守师法，故其学笃实敦厚；三晋之士尚功利，明于法度，故其学谨严细密；燕齐之士多玄想，杂取异义，故其学恢宏恣肆。

　　秦汉立国，齐燕之学贡献最大。齐国兴办稷下学宫，维持百余年，各家齐聚于此，思想交锋，学术激荡，而有思想上的创造性爆发。稷下学宫最为重要的学派，当为齐人邹衍之阴阳学。战国后期至秦汉，几乎所有学派都阴阳化了，阴阳观念也成为中国人认识生命、世界之基本范式。邹衍又提出“大九州”观：“中国名曰赤县神州，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，禹之序九州是也，不得为州数。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，乃所谓九州也。于是有裨海环之，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，如一区中者，乃为一州。如此者九，乃有大瀛海环其外，天地之际焉。”这样的观念，惟有生活于海滨之士有可能提出。

　　汉初黄老之学也形成于齐。太史公记载，汉高祖驾崩，孝惠帝即位，功臣曹参出为齐国丞相。曹参苦寻“安集百姓”之道，“闻胶西有盖公，善治黄老言，使人厚币请之。既见盖公，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，推此类具言之。参于是避正堂，舍盖公焉。其治要用黄老术。”黄老之术形成于稷下学宫，经由曹参推介，为汉初君臣推尊，风行六十年，直至汉武帝复古更化，推崇儒家。

　　复古更化的主要推动者仍多为齐、燕之士。汉初主流学说，以齐燕之学为基础。在复古更化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董仲舒虽为赵人，然家乡在今河北东南，介于齐、燕之间，其思想深有齐学风格。齐、燕之士广泛吸收新学，以阐释六经，从而能够因应时势，创制立法。

　　同时，燕人、齐人最早形成神仙观念，齐人徐福曾上书秦始皇说，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仙人居之。生在西方内陆的秦始皇，于扫灭六国之后，巡守四方，十分迷恋神秘的大海。东汉后期，道教的一支又兴起、传播于齐、淮海滨，并于东晋时传播到江南滨海之地。

　　总之，推动周秦大转型之诸多新观念，差不多都兴起于东方海滨。不过，秦、汉、魏、晋政治、经济的重心，则始终在中原，其对外关系，主要从长安向西、向北，故而有陆上丝绸之路之开拓。

　　中国人早期关注的海，就是今日之渤海、黄海。汉代确立相对稳定的体制之后，中国持续向南发展。这样，对中国干系较大的海，逐渐转到东海，进而转到南海，最终进入大洋。

　　晋室南迁给中国带来巨变。此前，中国与南亚、西亚、非洲、欧洲等西方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，最多加上西南通道。五胡扰乱北方，陆上丝绸之路中断，而国人当时正在热烈接受印度传来的佛教，渴望获得正宗佛教经典，乃探寻海上丝绸之路。东晋法显和尚从陆路去印度，而由海路回国，就极具象征意义。他留下的《佛国记》是中国人关于南洋的第一次详尽记载，海、洋变成中国与世界连接的大门。

　　再往后，东南沿海得到开发：唐宋之际，福建开发；宋元之际，广东开发。东南沿海地区人多地少，但人民组织化程度较高，故有意愿、也有能力积极从事海洋远程贸易。唐宋元三代，东南沿海一直是世界贸易一大中心，到明清时代，其地位更为重要。正是通过这一贸易网络，中国卷入全球分工体系中，并成为重要驱动力量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就中国与海洋的关系而言，唐以前可谓“近海中国”，唐以后可谓“海洋中国”。但这个海洋中国，给中国带来新烦恼，这就是文化-经济之地理格局的严重失衡：经济重心完全转移到东南沿海，北方严重衰败，社会结构松散。宋以来，中国两次被北方民族完全征服，根源就在于此。今天，经济、文化在地区间，主要是东、西之间的严重失衡，仍然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。

　　因为这一点，中国始终不可能专心做海洋国家，因而也就无法在海洋世界体系中成为领导者。过去五百年间，海洋世界体系的主导者都是海洋国家，从西班牙到荷兰，随后是英国，现在是美国。相反，即便欧洲强国，凡同时具有内陆属性者如法国、德国、俄国，也都无从担任领导者。

　　至于欧亚大陆腹地诸多国家，则是海洋世界体系之受害者。这里曾为世界文明中心，但海洋体系形成后逐渐边缘化，19世纪以来，更是成为世界的麻烦所在。今日困扰世界的严重国际问题，几乎全部出自于此。

　　可见，对中国来说，完全置身于海洋体系，并不最为有利。中国不可能全身心拥抱海洋，基本地理格局决定了中国始终是内陆-海洋复合型国家。这一事实与“超大规模”，对于思考中国的一切，同等重要。

　　人们常说，由于中国兴起，世界重心正在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，但即便完成这一转移，中国的处境好不了多少。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，中国为自身安全，需要重振欧亚大陆。

　　从这一角度看，高铁意义重大。中国高铁网络迅速成型，并逐渐向中国以南尤其是以西持续扩展，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。具体来说，这个高铁网络如果顺利向西延伸，则可以现代技术重建陆上丝绸之路。欧亚大陆两端的重要经济体，中国与德国、法国等国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不断强化，从而产生休戚与共之感。整个欧洲将从向西看转身向东看。这两端的紧密联系，也将带动欧亚大陆腹地贫困地区的稳定和发展。

　　过去几百年来形成的只对少数国家有利的海洋体系将被平衡，世界将更加公道。因为，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大陆-海洋复合型世界体系中，没有明显的领导者，它将呈现为多中心治理格局。由此，中国也将恢复均衡。